
隨隨著九龍半島南部被割讓給英國後逐步發展,尖沙咀逐漸成為洋人聚居之地,兩間英語教會亦先後成立,首先是聖公會聖安德烈堂(1906年),然後是九龍佑寧堂(1927年)。[1] 當界限線以北的九龍半島被英國租借後,九龍塘和何文田一帶再被開發,九龍塘花園城市的建設,也影響到鄰近地方仿照這區的設計,興建花園洋房,包括延伸到太子道、窩打老道北段等。而當時除了九龍塘之外,附近的何文田、啟德濱也建有花園洋房。
由於這一帶洋人眾多,聖公會於1933年在公爵街開設了一間英語教會,[2] 後來於1938年在窩打老道132號建成教堂,定名為“Christ Church”(基督堂),[3] 為九龍塘第一座新教教堂。之後,也在打比道2號建成牧師住宅。[4] 教會服侍的對象包括拔萃男書院的外籍學生和家人,該校早於1926年已由西營盤遷至亞皆老街現址。[5]
九龍塘和附近一帶除了有不少英國人,也有葡國人聚居。自香港開埠後不久,已有不少葡人從澳門移居香港,尋找更好的機遇,[6] 特別當時葡人精通多種語言,包括中英雙語,可充當洋行和政府的譯員。[7] 而在九龍塘建設花園城市前,已經有葡國人梭椏(Francisco Paulo de Vasconcellos Soares)於1912年提出在今天何文田的太平道(Peace Avenue)、勝利道(Victory Avenue)和自由道(Liberty Avenue)一帶,興建葡國人專用住宅區及花園城市。這區於1920年落成,因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,三條主要道路因此得名。[8] 另外,何文田加多利山的低密度洋房也是由土生葡人布力架(José Pedro Braga),聯同嘉道理家族於1931年發起興建,因此今天何文田有一條紀念他的「布力架街」(Braga Circuit)。[9]
在1920年代初,九龍只有一間天主教堂,就是位於尖沙咀的玫瑰堂。由於玫瑰堂已難以應付九龍與日俱增的天主教徒人口,一些居住在九龍塘和何文田的葡國人,便於1924年建議在這一帶興建一座新的教堂。1932年,位於今天九龍塘太子道西的聖德肋撒堂便落成(當時太子道稱為「英皇子道」,直至1935年因港島英皇道通車才易名),最初參加的教徒多數是葡國人。[10]
除了上述教會和學校,這一帶也先後建立了當時主要為外籍人士而設的其他社區設施,包括九龍醫院(1925年)、喇沙書院(1932年)、英皇佐治五世學校(1936年)和瑪利諾修院學校(1937年)等。[11]
後來因著二次大戰,這一帶發生了重大變化。香港淪陷時期,日軍認為九龍塘的花園洋房是理想的住所,於是將九龍塘劃為日本人的高級住宅區。這區成為了嚴密封鎖的特別區域,並改稱「鹿島區」。日軍將區內的洋人關進集中營,而不少其他居民,已在日軍入侵時遭到殺害、強姦或擄掠,另外有些已逃出此地。而這區的洋房便成為了日本高級軍官、高級文職人員及商人的住宅。[12]
香港重光後,部分業主回到九龍塘居住,但同時也有部分將房屋賣掉,遷離這過去的殺掠場地。[13] 1947年,貝光道牧師(Rev. John Bechtel)與美國宣道會總會能以低價88,000元,購得根德道23號的洋房作為宣道會兒童宿舍,就是因為日軍曾在這裡的花園進行屠殺,戰後這被稱為「鬼屋」的洋房便以低價售出。[14] 而在何文田居住的葡國人,也在二戰後各散東西,由梭椏建設的花園洋房更在1950年代陸續清拆。[15]
而九龍塘花園城市的房屋業權易手後,許多新業主不了解建設花園城市的初衷。其後很多住宅經拆卸後建成其他屋型,或演變成其他用途,而由於這區的建築有高度限制,非住宅用途的房屋主要被用作學校、廟宇、時鐘酒店等,形成香港一個非常獨特的社區面貌。而港神的建築物,仍保留著殖民時代洋人遺下的痕跡,儘管物是人非,但仍在訴說著香港這華洋雜處之地的歷史故事。
註釋:
1. 區伯平:〈跨越海港的英語教會〉,《時代論壇》第 3092 期(2023年11月26日),〈https://www.christianweekly.net/2023/ta2043190.htm〉(2024年11月18日下載)。
2. 前身是1872年在西營盤建立的聖彼得堂。
3. 區伯平:〈窩打老道132號〉,《時代論壇》第 2883 期(2019年11月24日),〈http://www.christianweekly.net/2019/ta2038696.htm〉(2024年11月18日下載);黃棣才:《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841-1896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12),頁52;及陳天權:《神聖與禮儀空間:香港基督宗教建築》(香港:中華書局,2018),頁178。
4. 陳天權:《神聖與禮儀空間:香港基督宗教建築》,頁178。
5. 黃棣才:《圖說香港歷史建築1920-1945》,頁100;及陳天權:〈加多利山的包浩斯建築群〉(2017年9月26日),〈https://www.master-insight.com/加多利山的包浩斯建築群/〉(2024年11月18日下載)。
6. “How Hong Kong’s Once-Thriving Portuguese Community Nearly Vanished” (October 12, 2016), https://zolimacitymag.com/how-hong-kongs-once-thriving-portuguese-community-nearly-vanished/ (accessed November 18, 2024); 及鄭宏泰:〈從布力架家族看葡人在港發展 從澳門移港佔盡優勢卻為何無法突圍〉。
7. 丁新豹、盧淑櫻:《非我族裔:戰前香港的外籍族群》(香港:三聯書店,2014),頁46。
8. 九龍城區議會:《追憶龍城蛻變》(香港:九龍城區議會節日慶祝活動籌劃工作小組,2011),頁148。
9. 〈學院簡史〉,〈https://www.cgst.edu/tc/history/〉(2023年11月27日下載)。
10. “St. Teresa’s Church History,” https://dbdc.catholic.org.hk/RDC/031_StTeresasChurch/church360_eng/church360/info-history.html (accessed November 18, 2024); and J. P. Braga, “The Portuguese in Hongkong and China: Their Beginning, Settlement and Progress during One Hundred Years,” (1944), https://www.macaneselibrary.org/pub/portuguese/uiportuguesehk.htm (accessed November 18, 2024).
11. 陳天權:〈加多利山的包浩斯建築群〉。
12. 魯金:《九龍街道故事》(香港:三聯書店,2022),頁136-140;及華思齊:〈九龍塘為何能保持低密度發展?這片天價洋房區 昔日曾淪「爛尾樓」?〉(2024年7月14日),〈https://www.ourchinastory.com/zh/12186/九龍塘為何能保持低密度發展?這片天價洋房區%20昔日曾淪「爛尾樓」?〉(2024年11月18日下載)。
13. 魯金:《九龍街道故事》,頁136-140;及華思齊:〈九龍塘為何能保持低密度發展?這片天價洋房區 昔日曾淪「爛尾樓」?〉。
14. 何明章:〈兩個宣道會的故事:「中華宣道會」與「香港宣道會」〉,〈https://resources.abs.edu/兩個宣道會的故事:「中華宣道會」與「香港宣道/〉(2024年11 月18日下載);原載於《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通訊》66期(2018年1月)。
15. 九龍城區議會:《追憶龍城蛻變》(香港:九龍城區議會節日慶祝活動籌劃工作小組,2011),頁149;及〈花園城市〉(2024年11月18日),〈https://www.chinachemgroup.com/zh-hk/news/lifeplus-magazine/magazine-issue-list/magazine-issue-11/iss11_03_garden-city/〉(2024年11月18日下載)
16. 魯金:《九龍街道故事》,頁139-140。
鄞穎翹博士 (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)